11月7日，中国红十字会在杭州举办“生命接力·救在身边”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十周年宣传活动。“一个人的乐队”在活动中演唱歌曲《感受生命》。他们都是27岁的澳大利亚人菲利普器官捐献的受者。视觉中国供图
米智慧在清洁菲利普的纪念石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杨杰/摄
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，两棵树相拥而长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杨杰/摄
谭道必在女儿家中展示自己绣的鞋垫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杨杰/摄
菲利普·安德鲁·汉考克先生身体的一些部分活在5个中国人身上。一名成都医生得到了他的肝脏，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移植了他的左肾，位于重庆的乡村医生获得了右肾。一个曾以开卡车为生的年轻人换上了他的一只眼角膜，另一只则给了双目几近失明的农妇。
重庆医院有许多间手术室，年5月9日，菲利普躺在其中一间，被宣布脑死亡。他盖着一层蓝色的布，眼睛也被蒙住了，医生、护士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站成一排，低着头，屏着呼吸，“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”。
摘取器官的手术随后开始。菲利普的脏器被放入金属盆里，眼角膜泡进瓶装溶液。医护人员端着盆出门，拐进另外三间手术室，两个尿*症患者和一位肝硬化晚期病人正等待着尚有温度的器官进入体内，*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一两天之后，两只眼角膜也再次看到这个世界。
5个器官的新主人互不相识，当时谁也不知道，改变他们健康和命运的“好心人”，是一位27岁的澳大利亚人。
“他是我们的王子”
被推进手术室前，菲利普的亲人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妹妹围在床边，嘴里小声念着什么，60多岁的彼得·汉考克拉着儿子的手吻了又吻。那天重庆下着雨，已是晚上10点，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出病房，冲下楼，难以抑制地对着雨天哀号。
他接到消息赶到中国时，儿子已在接受抢救，没了意识。两年后，彼得回忆起儿子跟他最后一次交谈，是在越洋电话里，当时菲利普正忙着玩一款游戏。几天之后，他就发病了。
“他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，他作了决定，别人很难去改变。”彼得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大概七八岁时，菲利普想当一名教师。16岁他开始对吉他感兴趣，然后是东亚文化。他参加过“汉语桥”比赛，拿了第二名，到北京玩了3周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决心来重庆，成为西南大学的一名外教。他买了两把吉他，和在悉尼家中的一样。
菲利普有种独特的幽默感，照片里常常在笑，悉尼家中的墙上到处是他年轻的笑容。父亲坐在空荡的房间回忆儿子：复活节时，家人们把巧克力蛋藏在四处，“菲利普总是找到最多的那个”。
“他是我们的王子。”父亲说。
菲利普热爱冒险，在父亲保存的两段视频里，他尝试蹦极，从高空一跃而下，风吹歪了他的脸，他失去了对四肢的控制，呼吸急促，有些害怕，着陆时说着“酷”。另一段视频里，他把看着像一只大蜘蛛做成的烤串塞进嘴里，咯吱咯吱嚼了起来。
他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。一张照片里，他穿着古代武士的铠甲，骑白马，举刀望向镜头。
菲利普在23岁时确诊了糖尿病，和哥哥一样。父母给他寄了很多针头，他每天要给自己打三四针，有时不得不在外出吃饭前停下，照着肚子来一针。身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个病人。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菲利普身后“认识”了他，“他是个非常阳光的人，画像里展示得都不够。”
18岁的时候，菲利普和母亲讨论过器官捐献，他说，活着想做个教育者，死了也想捐献器官帮助别人。“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在这个年纪讨论这些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。”彼得说。
菲利普是中国第七位外籍器官捐献者，重庆的首例。
眼睛
陈显均有时会在生活的间隙突然想起菲利普，“他之前在做什么，他在国外是一种什么生活”。他在网上查菲利普喜欢什么音乐，是不是像自己一样喜欢Beyond那样的乐队——这有点奇怪，一个人去世一年后，才开始认识他。
陈显均以前是渣土车司机，34岁，有两个孩子。妻子在一家火锅店工作，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大足区的出租屋里，等待回迁房盖起。他几乎没离开过距离重庆市区约50公里的大足，也不想离开。
当地的房地产项目造就了一栋栋瘦高的楼，高速公路渐次修起，他和他的车子承接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废料，拉着泥土砂石往返于工地和弃土场，一天15到20趟。那辆红色的卡车他开了五六年，载重30吨，相当于半节火车车厢，有时不可避免地在新修的马路上留下一路泥。
每天，他的工作就是排队，等着挖掘机装车。一起跑车的人里，提一个人名不如提车牌号。他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，但小镇上走几步就能遇到熟人，他随时给人递烟。
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陈显均帮人拉完一车土，主家留他吃饭，他端起凉粉，往上一抻，凉粉断了，粘着辣椒水颤动，水恰好溅进他的右眼。他没当回事，继续吃饭。
第二天，那只眼睛开始发红，流泪；第五天，一起床、睁眼，他忽然看不清东西了，“感觉你在大雾里面，是一片白的”，他以为是眼花，使劲眨了眨，还是看不清。
重庆多雾，那是货车司机顶害怕的东西。陈显均以前在雾里出过事。年，他开卡车的第二年，和同事跑车，那天雾特别大，能见度很低，陈显均坐在副驾驶位上睡着了，后来不知怎么突然醒了，刚睁眼几秒钟，车撞了，侧翻在隔离带上，他的头发和衣服口袋里都是玻璃。
年，致命的白雾开始在他的眼睛里扩散，当它接近瞳孔时，陈显均就看不见了。第一次见的医生说是辣椒水造成的灼伤，“可能要换眼角膜”。
“我当时吓傻了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”医院，还是一样的说法，只能排队，等了一年没等到，医院建议他转到重庆医院。在那里，陈显均看到排队登记的本子上，名字密密麻麻的，不晓得要等多久。
“我又没有其他手艺活，只会开车，眼睛都看不见了，还开什么车，你就没职业了。”他直直地盯着前方，陷入沉默。
依靠一只眼的生活打翻了平衡。他上下台阶时，总有一脚要踩空的感觉，接别人递来的烟，也总是控制不好距离。朋友问他眼睛怎么了，他说得了角膜炎，不多解释。他在街上走，不愿跟人对视，总觉得路人看他发白的眼睛，流露出的是另外一种眼光。他降低了车速，不敢再开夜车。他的生活也像一辆开进了隧道的车。
有一次，他在电视上看到新闻，通常眼角膜要活体取用，尽快移植到受体上，医院可以保留角膜一两周再做手术。新闻一晃而过，医院的名字，去网上反复查了，却没找到，“不然肯定就去外地做了”。
陈显均没想到，转机在两三个月后出现。那天下大雨，他在附近镇上修高速公路，上午10医院电话，“你是不是眼角膜要换，医院来。”他借了朋友的车，开回家一个多小时，收拾东西，接上妻子，开始往重庆市区开，因为大雨，排队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到重庆已是下午五六点。到医院不出一个小时，他就被推进了手术室。
那是他平生第一个手术，免不了害怕。“以前看父亲做骨头的手术，医生带着工具箱叮叮当当，跟修车师傅一样。”
他躺在手术台上，背上冒汗，亮光照下来，他那时视力已经越来越差，只觉得有个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护士剪掉了他的睫毛，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针麻醉药。好的那只眼睛拿布盖上，“想睁开看，但又害怕。”
手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无影灯刚一灭，陈显均已能看见，又养了几天，回到家，妻子远远地在门口比划数字，他终于又能看清了。
出院时，陈显均跟医生打听：捐献者是男是女？多大了？“虽然不能知道他叫什么，但心里有个感激的方向，不是完全凭空想象。”他万万没想到捐献者是外国人，一年后才从红十字会那里听说。叔父跟他开玩笑，“外国人的眼角膜，看我们还认不认识哦。”朋友们也逗他，“你现在不得了了，中西合璧。”
现在，陈显均吃饭时总是离桌子远些，火锅下菜时就侧过身。做完手术后，他需要服用一种药物。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他购药受到影响，没按医嘱用药，眼睛里又出现了白点，但已比以前好了许多。他决定放弃开车，在表哥承包的地上除草、犁地、做监工，夏天太阳*，他戴上眼镜保护眼睛。
十几岁时，他就爱车。他骑摩托车到处跑，声音轰鸣，从老家出来，整个村都知道。有一次驮着媳妇摔到田里，他急急忙忙去扶车，没管人，老婆说他喜欢车比喜欢她多。到了需要赚钱的年纪，他去开大车，“看着更威风”。他原先梦想当职业车手，现在这个愿望被平移到儿子身上。
重庆雾蒙蒙的一天，陈显均开着自家小车从大足穿城而过，车里放的是Beyond的唱片，他想起同样热爱音乐的菲利普。“有的老人家迷信，说把眼角膜给你，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。”他握着方向盘说，“但愿它能跟着我把这一生走好。”
另一只眼
重庆奉节县甲高镇九洞村藏在曲折的山里，提到换眼角膜，村民传说换的是狗的眼睛，“哪有真实的人的眼睛换给你嘛，谁相信。”
谭道必的家在山脚，与高山隔着几块田，洋芋、红薯、苞谷种在坡上。她年生，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妹妹、一个哥哥、一个弟弟，她生在中间，一天书都没读过，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也讲不来普通话。
六七岁在山上放羊，羊啃了庄稼，她要挨打。她没出过远门，没见过世面，唯一的爱好是绣东西、做鞋子，能做枕头和背娃娃的包裙。21岁，她带着自己做的十几双鞋嫁了人，“婆家穷得连个板凳都没有”。丈夫很早就外出打工了，挣来了两层的房子，养活三个孩子。他今年58岁，跑得远，修高铁，修了十几年，“他说打到60岁就不干了，工地上年轻人嫌弃老人。”
27年前，二女儿两岁的时候，谭道必的眼睛开始有点“污”，到后来穿针也不行了。婆婆说她“眼睛那么大一双，怎么会看不到”。
老房子改成了猪圈，有两个台阶。她养了两头猪，一天喂三顿，一次喂食，看不清台阶，猪食“哗”地一下泼了一地，她身上也是。做饭切菜刷锅，她经常将手割得血长流。挖红薯的时节，她先用一只手摸到，另一只手刨，“大的摸起来，小的根本摸不到”。种菜弄了一身泥巴也不晓得，“看不到镜子，照进去，一点影都没有。”
她起初能看电视，只是“男娃女娃”分不清，后来只能看到屏幕的一点亮光。她扫地，刚把扫把放下，回头就找不到了，只能蹲在地上摸，老公说她找得到这样、找不到那样，不如干脆把做饭的刀、洗锅的刷子都背在身上。
后来是频繁地摔跤，一次种苞谷，她从坎上摔下来，“晕死了”，爬起来又摔了，“嘴巴流血，手也抬不起来”。女儿来接她，她迎出去，女儿故意没叫她，走到她面前，“我都没认到是我女儿”。还一次，她去女儿家，找错门口，走到别人屋里了。
自己做不了鞋之后，“娃娃给买了多么好的鞋子”，她一下就踩到水坑里。一位亲人深夜去世，她赶过去，别人说她像从泥巴里滚过去的。她尽量不去吃酒席，“前面是什么菜不晓得，我从来不拣菜，别人给我就吃点。”
村里有人说她“懦弱”，是“没得用的人”，“你带起三个娃娃，眼睛也看不到，老公又出去打工，他是看不起你嘛，自己一家人都看不起呢。”她说自己“像个呆呆一样”。
二女儿14岁就出去打工了，如今在广州和人合伙开美甲店，今年专门给母亲文了眉。大女儿在深圳，最初在厂里裁裤管，手都变形了，灰尘又重，现在进了一家电子配件厂。小儿子17岁时生了一场病，还要视力不佳的母亲照顾，病好了，也出去打工了。村里二十几户人家只剩十几口人，房子修得好，人都不在了。
多数日子，这个视力不好的女人都是孤单的，她看不了电视，村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话，她无法出远门，唯一的消遣是沿着公路往前走，路边开着野花，冬天也有，她欢喜看到它们模糊的影子。“怎么生存吗，哭啊，谁来照顾你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，哪个撑起这个家。”谭道必说，“没了一双眼睛，跟死了没得区别。”
小儿子还在地上爬的时候，谭道必第一次去县里看眼睛，医生说：“这种情况见都没见过，怎么治？”
等到她小儿子到镇上读中学，镇上的大夫说能治好她的眼睛，开了服中药。她喝了，不见效果，去找了五六次，要继续开药，最后大夫都生气了——一般病人见没效果就不来了，她怎么还来？
年，谭道必的父亲医院不错，哥哥带她去了，医生说“你这个必须换角膜”。一打听费用，20万元，她家建房子才花了3万元，哪里有这么多钱。
又过了两年，谭道必的公公去世，丈夫回家了，带她去重庆看病。“医院，被我们农村吹得，能把你的头换了。”谭道必的儿子陈忠来说，医院，“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清华北大。”
医院，连要挂号都不懂，去眼科转了一圈，就被一个医托骗走了，“一个老头子开了很多中药，贴眼睛，花了元。”他们带了7包药回去，认认真真地贴，感觉有那么一点效果，又打了一次钱过去，“家里全是眼贴的袋子，我记得最深刻。”陈忠来说。
在陈忠来眼里，母亲的眼睛几乎是“永远好不了的”，“是从小根深蒂固的事实”。小时候，他衣服破了，母亲看不见，总是缝得很丑。
年春节，一个远方亲戚在重庆医院换了眼角膜，不贵，向谭道必推荐。“我老公说，别人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样，怎么换。我说管它行不行，我要去检查，我心也甘。”家人怕花冤枉钱，“他不让我诊，我就哭，还是哭，把他心哭软了就带我去看。”
听说她要去“上面”检查，老家的亲戚嘴巴眼睛摆起来，那意思是“就她，眼睛能治得到哦”。她看不见，但她的孩子看见了。
元宵节时，医院，医生说“可以换”。
“当时那个心情，你不知道，一种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可能，我爸眼角都湿润了。”陈忠来回忆。他留下手机号，护士让他别关机、别停机。过了3个月，电话突然打来。
那天陈忠来正巧在老家，母亲在剥豌豆，天就要黑了，他接了电话。“问我们换不换，我说肯定换。”
谭道必用大锅烧水洗了澡，做好了猪食，把钥匙给了邻居，第二天天见亮，就跟儿子出发了。
他们走了两公里山路，坐小面包车到镇上，再坐中巴到县城，又坐车到万州，最后乘高铁到了重庆，一路上儿子拉着母亲，谭道必高一脚低一脚，到医院已经下午5点了。
手术时，她的眼前原本是黑的，只听到夹眼角膜的响声，等到角膜放上，她就看到手术灯“在转”。
复查时，她见到卡车司机陈显均，互相搭话，都不敢说做了眼角膜移植，不想暴露隐私。想不到，两个人的角膜出自同一个人。
虽然只有右眼恢复了视力，谭道必现在能看见天上的飞机、地上的脏东西、手机上的电话号码，从重庆回家的路上，她就不用人搀扶了，“看得多么清楚，心里好高兴”。
她的外孙女上幼儿园了，以前在屋里窜来窜去，她想去抱，但看不清，只晓得她穿蓝色的还是红色的，现在她终于看清了小女孩的眉眼，“衣服上的花也显出来了”。
她重新开始绣鞋垫，复杂的纹路上有两个字，她不认识，照着图案绣上了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两个字是“幸福”。
“我过了一辈子，没想到有今天。”谭道必没做手术的眼睛还在频繁地分泌出泪水，但好的那只看上去是明亮的。村里有人以为她换上了“狗的眼睛”。她跟人解释，“这是菲利普的眼睛，他是一名外教，生病了就把器官捐出来，这是他生前的愿望，他是个很能干的人。”
怕等不到，又怕来得太快
事后，伍*想起来，他是见过菲利普父母的。去做手术那天，他在隔壁房间看到一对外国老人在签同意书。如果还能见到他们，他想当面说声谢谢。
医院的外科医生，常做疝气、阑尾和胆囊手术。他留了平头，戴边框细细的眼镜，说话利落。妻子说他是个坚强的人，在手术室里躺了6个小时，伤口从胸口拉到肚皮，又向两侧延伸——夏天去游泳要用上衣遮住，“不然会被当成黑社会”——从他脸上看不出紧张和害怕，衣服、床单、枕头都被汗打湿了，他也没哼一声。
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，腹水使他肚子看起来和妻子怀胎9个月的一样大。他一天跑好几次厕所，有时候吃着饭就要去，晚上睡不好，接连发烧。他一度以为是肝癌，想着不治了。后来妻子怀了二胎，他想生下来吧，陪着老大，自己怎么也要把孩子养大。
别人不会从他的脸上瞧出病人的气息，他的情绪很少有大的起伏。妻子认为他唯一一次流露出恐惧，医院接受抢救。
年一个夜里，伍*上消化道出血，吐出一碗血，这是肝硬化晚期的严重并发症。在另一处照顾孩子的妻子夜里12点多手机响了，伍*告诉她，他又吐血又拉血，自己做了处理，喊了哪些人，已叫救护车，让她不要担心。
第二天妻子把老大送去上学，医院，刚一进门，伍*就说一定要去做肝移植。当时不过早上8点，他已给医学院的老师打去电话求助。
妻子当时并不十分同意丈夫做肝移植，“手术风险很大，有可能今天看得到他，明天就……”但丈夫很执着，他常翻手机，看肝移植的存活率有多大、需要多少费用、哪里有肝源。医院的“肝友会”